■在這場重大的疫情危機面前，心理服務熱線的咨詢師其實沒有太多經驗可循。在他們看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心理咨詢，更像是一場“心靈急救”，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終將迎來勝利”。
在湖北襄陽市襄城區新城灣路23號不遠處，就是李冬鶴的心理咨詢工作室。
2月24日，她難得推開了關閉10多天的大門。疫情暴發后，這位志愿心理咨詢師不得不把辦公的地點搬到自家陽臺，工作方式也完全變成線上溝通與電話交流。每次開始工作時，她總會把家里的兩盆植物搬到陽臺，這近乎成為一種儀式。
她向記者解釋，之所以會堅持把植物搬到陽臺，是想時刻告訴自己，不要忘記生命的顏色。
心理咨詢師沒有太多經驗可循
在成為心理咨詢師之前，李冬鶴在襄陽市中心醫院工作了15年，120急救中心、重癥監護室、感染科都留下過她的身影。
除夕那天，她就將電話打給了原來的科室主任，兩人的對話內容一直圍繞著新冠肺炎一系列的臨床表征和可自行完成的初步排查方法。李冬鶴告訴記者，雖然有相應的醫學知識，但對于完全陌生的新冠肺炎，她需要提前作更多的準備，“我無法完全確定，向我尋求心理咨詢的求助者面臨著什么樣的困難，在這種危機之下，求助者的問題不僅源于心理應激和壓力，還會有很多醫學知識的需求。”
1月26日，大年初二，李冬鶴就開始通過一些心理服務平臺，提供疫情期間的公益心理咨詢。在接線過程中，李冬鶴發現，焦慮和恐懼是當前人們的普遍現象，“越是近距離接觸與疫情相關的人和事，產生的潛在心理創傷越大，隨之而來的焦慮感也越明顯。”
讓李冬鶴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60歲的求助者，她所在小區有數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原本老人的心理調節功能一直不錯，可隨著小區出現因病情惡化而死亡的患者，那種焦慮與恐懼一下子就突破了老人的心理限度。
“她怕家人擔心，所以不愿意和家人過多表露自己的心理活動。除了與老人達成有效的溝通，我還會肯定她為自己心理調節所作出的努力，并鼓勵她與家人進行更多交流。”李冬鶴說。
2月1日，團襄陽市委12355心理服務熱線開通后，李冬鶴成為一名線上志愿者。
在這期間，李冬鶴接到過一名高中生的求助電話。隨著疫情的發展，這位求助者對各類疫情消息產生了強烈的漠視感和煩躁感，以致她對自己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產生了厭惡。而受疫情影響，學校的線上授課模式，也讓她無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實際上，她漠不關心的態度，也是一種變相的自我隔離，這是大部分人在面對重大的心理壓力下會采取的一種自我保護措施。而她對未來的顧慮，則是由于學業的壓力與疫情的暴發產生了某種對接。”李冬鶴建議她試著通過寫日記的方式來緩解自己的壓力。
幾天后，李冬鶴再次接到電話，這名求助者告訴李冬鶴，自己感覺好多了，上課的時候注意力更集中了，原本總是寫不出作文，現在也能寫出來了。不過，李冬鶴坦言，在這場重大的疫情危機面前，心理咨詢師都沒有太多經驗可循，求助者和心理咨詢師之間的聯系往往也只有一次。
這更像是一場“心靈急救”
心理咨詢師喻永婷對這場戰“疫”中求助者群體的變化有著更清晰的感知。“身處疫情中心的居民是最開始尋求心理輔導的主要群體，他們的心理基本都處于極度緊張和無助的狀態。那段時間，在咨詢的過程中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我們一家人只能在家里等著，什么也做不了，人出不去，醫院也進不去’。”
喻永婷是西安市12355青少年服務平臺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輔導中心的志愿者。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她停掉了線下的咨詢，從大年初二通過線上平臺進行免費心理援助熱線服務。
初期求助者的心理狀態對喻永婷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那種無力感和恐慌感一下子就向你襲來。”
在她的記憶中，轉變是從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投入使用后開始出現的。那些天，尋求幫助的對象逐漸變成疫區外的群體，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心理狀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焦慮的關注點回落個體本身，有的人開始關心未來職業的發展、個人的成長、生命中的遺憾，甚至有人想到了自己的家庭關系，這些心理狀態雖然與疫情沒有直接的關聯，但也正是這次疫情給了我們足夠的時間與自己獨處，反思過去和規劃未來。”
最近，喻永婷的求助對象又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一線醫護人員、基層公職人員開始成為尋求幫助的對象。“我能夠特別清晰地感覺到他們的壓力與疲倦，以及對家人強烈的愧疚感。”
有一個一線的年輕護士，在向喻永婷尋求幫助時，一直處于極度內疚的狀態。“可能是剛目睹患者在痛苦中離開，她特別自責，始終覺得自己做得不夠。不光是她，很多一線醫護人員對自己的擔心與焦慮并不多，而更多地是對患者、對工作，他們呈現出一種完全忘我的工作狀態。”
喻永婷從業多年，也是第一次面對如此嚴重的應激干預工作，“以往我們進行的心理咨詢，是一個長線的過程。可現在時間短、任務重，這已經不是心理咨詢，更像是一場‘心靈急救’。穩定情緒、幫來電者盡快恢復內心平衡是首要目的，我們開展的治療與干預也是以傾聽為主，挖掘來電者自身的資源，盡量用來訪者習慣的方式緩解他們的情緒。”
“這場戰斗輪到我自己了”
同樣守護在心理急救線上的汪文博，是一個沒能回家的武漢人。“這也是我比別人多一個做這件事的理由”。
汪文博2010年開始學習心理咨詢，在他看來，危機狀況下產生的焦慮情緒，很多是無法改變的。“這也是疫情之下的應激心理干預與常規心理咨詢的不同之處。目標不一樣，一般情況下，來訪者的目標是自身應對方式乃至人格結構的改變。但是現在，我們是處理短期內的強烈情緒。”
他記得自己為一位援助湖北的年輕醫生做過心理輔導，“求助者不是呼吸科的醫生，平時穿的防護服和疫區內的標準并不一樣，他在進入疫區的前一天，練習穿脫防護服不下20次，可還是不放心，我能感覺到他是害怕的。但他沒有辦法，還要去救人。”
汪文博說，“其實，我們的焦慮來自兩個部分，一個是事實上的危險程度，一個是我們對于這個危險程度的主觀夸大。而在疫情面前，對于那些處于現實危險中的人而言，除了陪伴，我們能做的真的很少。”
但是，他始終堅守在這條心理急救線上，為自己的城市戰斗，“我是武漢人，這場戰斗輪到我自己了。”
喻永婷仍在不斷為前線退下來的“戰士”提供心理咨詢。她告訴記者：“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心理專家，都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終將迎來勝利。”（記者 劉逸鵬）
